新定居時代

星期五的晚上，跟朋友們約在倫敦吃飯。

一夥人喧鬧著走出燒烤店，其中有人就著還在體內的酒精、方才未竟的話題、與隔日不需早起上班或上課的快意，提議著續攤的總總可能。已經是午夜，有小中國城之稱的Bayswater一帶還充斥著音樂、煙霧、與話語，屬於週末的尋歡作樂式的吵鬧似乎才正大張旗鼓地在這城市裡漫開來。

後來，為了住在Canery Wharf而必須趕搭最後一班地鐵回家的友人們，大夥一致決定到此喊停，隨口問了彼此隔日的計劃之後，便各自回家倒頭睡到下一個日正當中。

驅車回到友人位於近郊住處的途中，看著並不陌生的倫敦夜色，我在用力笑鬧之後隨著鬆弛的神經反撲而來的疲憊之中，仍然想著定居與移動的命題。什麼樣的地方可以稱作是家？當去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的次數遠遠多於北美館、想散步的時候想到的是海德公園(Hyde Park)而不是大安森林公園，倫敦已然成為繼台中、台北、愛丁堡之後第四個我紮實生活過的城市。已經不再需要地圖就可以指認出東南西北、各色各方的地鐵圖已經牢牢在腦海中生根、可以正確無誤地說出轉乘的站名、城市的角落中有去過多次的非連鎖咖啡館、在茫茫人海中有屬於自己的私房步行路線、在某個轉角會撞上見過有過一兩面之緣的朋友、週末的夜晚憑著印象可以找到曾經去過的小酒館重溫當年，這樣伸手可及的熟悉可以稱得上是家嗎？

家，究竟是一種地理上的認同感，還是心理上的歸屬感？

睡睡醒醒間，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有時我睜開眼以為回到了台北，我們或許才剛結束一場午夜的電影、或一場用力吃喝的朋友聚會，在台北縣市交界的一座座橋上來來回回，有時候是回到位於河堤邊的居所，有時候是正要出發去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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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極為困頓的情緒中我以為出走是較為困難的。太多人把流浪兩字加上太多夢幻的色彩，事實是我總像隻受傷的獸困在工作、學校、與台北台中往返的路途中，無法從現實中逃開，邁不開步伐，哪兒也去不了。

直到去年夏末，我終於把自己從那些令人喘不過氣的瑣事與人際關係中拉出來，切斷一切不必要的網絡來到異鄉、亦不再搭理親族好友們的扣問----關於那張被我棄置已久的教師執照，與看似半途而廢的研究所。我以為自己是真正如願地放逐異地無根漂流了，卻發現日常生活那些近乎儀式性的食衣住行，仍然是那麼地熟悉。這才明白，或許定居才是最不容易的。旅途中那些隨身的小包裝的瓶瓶罐罐，像是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習慣壓縮打包，如大多數旅人最終還是憑藉自身既有的認知去了解眼前這個陌生的新環境。也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我們即使在異地，依賴的仍然是手機、網路、與跨國連鎖店所提供的熟悉與安全感。全然的陌生化、與全然的流浪出走一樣不可能。

不約而同地，中學時代的好朋友們先後選擇在今年步入婚姻。眼看愛人成為親人，才明白原來定居是一種對未來有計劃性的承諾。那些陸續添購的家具、寢具、廚具與餐具，都與旅途中那種「隨便應急用完不帶走也不心疼」、以不增加行李重量為最高原則的灑脫大相逕庭。定居是屬於牽掛的，是吃了秤鉈鐵了心的，不是像流浪那樣即使隨意迷路、盤纏散盡也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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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點半，天還沒全黑。我在往愛丁堡的火車上，向著太陽的反方向前進。

對面那個看似才二十來歲的年輕女生，用濃厚的蘇格蘭口音對著手機彼端的朋友說，”I’ve been through a long journey; I think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is over.” 旁邊的一群青少年沿途沒有停過大聲談論，當北海的遼闊在右手邊展開時，他們也不忘高分貝地嚷著：”It’s Scotland! We are home!” 多麼有趣的對照，當眼前女孩的心還在旅途中某個動人的時刻，旁邊的一群人已經迫不及待擁抱家的溫暖。

次日清晨，正當我緩緩地為自己沏上一壺烏龍，卻意外發現後院那株出發前都還沒發芽蘋果樹，不知何時已經佈滿了整樹的綠意，部分枝椏也開出粉白色的小花，又將是個結實纍纍的盛夏。

經過了近二十天的漂移狀態，我終於回到又回到定居的模式。隨著四月陣雨過去、五月花季的來臨，在這個居住了八個月的小城中，我將以一種更慢的步伐，在學業上與生活中更深刻地前進，期盼夏天到來時，能與在蘋果樹下無視時間流逝地悠閒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