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早晨,電視安安靜靜地一句話也不對我們說,正當我們準備展開買新電視的可能性探討時,波胖突然說,他向公司辭職了,就要搬回老家了。
我跟J受了這突如其來的宣佈打擊,頓在原地說不出話來。以為我們三人就算作息全都巧妙地錯開、平時各自享有獨佔客廳的時光,也不至於疏離至此,都到最後一刻了才對我們開口。
在這種尷尬的時刻,少了電視機傳出的喧鬧聲緩和氣氛,好像才哀傷地發現他(電視?波胖?) 的重要性。
雖然我總說他倆一個過胖一個過瘦,一個破壞王配一個修理王,但這卻是我在台北這麼多年遇過最好相處的室友。儘管後來我們各自湧起許多慷慨激昂的疑問投向他,但波胖只是不辯解地說,這是他思考後的決定了。
於是我跟J也只能一面看著波胖將這兩年來的生活痕跡連根拔起、帶著他簡單的家當離開我們、以及巷口賣魯味的老闆娘,一面開始苦惱新室友的人選。又後來,J因故常回彰化,總是三個人熱熱鬧鬧說些無關痛癢垃圾話的場子,突然又像前幾年那樣,我再怎麼吶喊也不會有人出聲。明明不是個多話的人,卻仍在渴望對話但只有滿室沉默的每一天中,感覺需要。
我走進波胖清空的房間,還留著我碩一碩二那兩年生活的痕跡──牆上的張懸在海報裡點起了煙、英國地圖被我用紅筆在一個個城市上註記、不定時更新電影劇照用的麻繩與木夾、淡粉色的窗簾迎風會吹翻地老高、木製大衣櫃上貼著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多麼用力渴望擁抱的時期,留下這樣多帶不走的印記(也的確沒想過會再回來與它們面對面的)。然而波胖的兩年卻什麼痕跡也沒留下,只我一個人在空房間的舊回憶裡發呆。
下午陪小苗與小幼在附近看房子,外觀是極老舊但討喜的兩層樓建築,成排地看來頗有眷村式二樓公寓的味道。三房一廳一衛一萬二,兩人合租剛剛好。我們在二樓有雕花陽台的房間裡聊天,想像著掃除與粉刷過後的美好可能,也在心中暗暗排演陽光緩慢地由陽台移入屋內的動線,說不上地第一眼喜歡,在屋內站得越久也彷彿逐漸能夠想像定居下來的姿態。
然我們才下樓走到前院,房東就說不好意思剛剛租出去了,秒殺。明明我們是今天第一組來看房的人,竟然還有老鄰居跑來隨意地探探頭就決定租下的程咬金戲碼。錯愕的四人後來在附近怎麼看都不滿意,人總是這樣,被搶走的玩具永遠會聲稱是最喜歡的那一個,找房子的希望泡泡總是圓了又滅,緣份這種事永遠都比地圖上糾結的街道巷弄還難捉摸。
大家都離開了之後,我一個人回到位於河堤旁三樓的家,點起燈,為自己煮一盤和風梅子義大利麵佐溏心蛋。想起兩三年前媽媽總會在電話問我回到「宿舍」沒,對她而言,只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然而我卻始終沒有向她提起,在回臺灣的這八個月中,我已以一種逐漸生根的姿態,陸續添購了一些帶不走的家具,也與朝夕相處的同學朋友們蔓生出如家人情感般的枝葉。尤其在遊走過這麼多無主待招領的空屋之後,擁有通往某個大門的鑰匙,可以隨手扭開熟悉的音樂,轉頭就能對某人進行不一定有深刻意義的瑣屑談話,是客居他鄉的無比幸福。
J還沒回來,但他的杜鵑玉蘭花九重葛無患子非洲鳳仙瑪格麗特牽牛花千鳥草都精神抖擻地等著我回家,在一天的日曬風吹之後,給他們一點水份的滋養,就像是室友的半掩的房中點透出的燈光一樣,是種無聲但絕對溫暖的陪伴。
(圖為後面窗臺上開得最好的瑪格麗特。)